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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后作家群体”代表作品之一:《谋杀》 - 作者 雷立刚

guadmin 大V观点 2017-11-07 16:45 评论

谋  



 

 

1


狗日的,又是星期五。


我这个钻石王小五,一到星期五,就头皮发麻,不知如何打发即将来临的48小时。如果未来的两天,每个人都必须上班,那么我也就可以不显山露水地跟着上班,我就不会寂寞了。但是,人们却想休息,想玩。他们说,上帝都要休息一天,他们不如上帝,所以他们要休息两天。而我还不如他们,所以我更应该休息,没让我一个星期休息7天(下岗),已经是够优待我了。


但实际上,我本来应该是个工作狂的。我具备成为一个工作狂的所有特质:我不喜欢打麻将,不喜欢跳舞,不喜欢上网,不喜欢谈恋爱,不喜欢桑拿,不喜欢掏耳屎,当然,也不喜欢掏鼻屎——而处长老杨,就有这个雅好。我刚刚跟老杨坐到一间办公室时,彼此还不太熟悉。老杨总是高举一张报纸,躲在后面,一边装作看报,一边掏鼻屎。不过,很可能,我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处长之腹——很可能老杨的确是在看报——处长是革命工作、看报、掏鼻屎三不误哩!


后来,熟悉了一点,老杨就不再用报纸当挡箭牌了,我估计,他主要是嫌麻烦。何况,他早已炼就一套神不知鬼不觉的掏鼻屎手段,除了我这种目光如炬的人,一般人是发现不了的:老杨总是将右手的小指探入肥大红润的酒糟鼻中,再用左手优雅地遮住整个鼻子和嘴巴的区域,一边装作打哈欠,一边掏鼻屎。不过,很可能我这又是在以小人之心度处长之腹——很可能老杨的确是在打哈欠——处长是革命工作、打哈欠、掏鼻屎三不误哩!


但是,尽管我极具洞察能力,也是足足观察了十多个月,才进一步得出结论:老杨掏出的鼻屎哪去了?到他嘴里去了——怪不得老杨的左手要连嘴巴一起遮住,要打个悠久绵长的哈欠——嘴巴一开一合间,空气、口臭还有鼻屎,都顺利地进进出出了。

当然,老杨的鼻屎,并不都是立即解决。有时,如果幸运地掏出一块又大又松软适度的鼻屎,他就用手帕小心地包住,就象包住了一小块金子般,压抑不住地兴奋。过上一两天,乘人不备,他就偷偷取出存货,揉成一个个的小球,和“六味地黄丸混在一起,时不时用温水冲服几颗,其警惕而满足的神情,总让我联想起肥皂剧《春光灿烂猪八戒》中偷食了后弈的仙丹的嫦娥姐姐。


只不过,老杨不是JJ(姐姐),也不是MM(美眉),而是SS(叔叔),甚至也可以说是BB(伯伯)。说实在的,我刚刚进机关工作那阵子,老杨对我还是很不错的,象个SS或者BB。他常教育我:

“小伙子,机关已经很多年没有招聘公务员了哟,你们进来了,要珍惜呀!”

我说:“是。”

过几天,老杨又教育我:

“现在的研究生,多得要命,研究来研究去,哎,工作还是要看能力呀”

我说:“是。”

再过几天,老杨又教育我:

“前两天看报纸,吓一跳呀,到处都是下岗,到处都是裁员,就算你们清华的,工作也不见得好找呀。”

我说:“是。”

老杨终于满意地点点头。正好,那两天,老杨跟副处长老田闹别扭,老杨就说:

“老田,咱们这间办公室里要安置一台新电脑,小王同志对电脑比较熟悉,由他负责管理。为了便于他日常维护,你看是不是和他换一下座位……”

于是,我从对面那间办公室坐到了老杨对面的办公桌上。


 

2


现在说说我吧。

我一直很讨厌读书。本来,读完本科,我是一丁点都不想再在学校里混了。可是,工作难找,不得以,只好又受狗日的三年有期徒刑。


没想到,三年后,工作更难找了。想在北京弄个正儿八经的工作,对于我们外省人来说,即使比登天容易点,也比登珠穆朗玛峰难。我正在哀叹:“老天呀,莫非真要把我往读博士的绝路上推么?”终于,命运之神挪开了大屁股,让就业之门给我透了一条小缝:某区级机关公开招考公务员。而我,居然考了进去。


区级机关里,北京土著居多。说实话,直到今天,我也不明白土著们为什么那么牛逼。但问题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客观存在着一种浓重的优越感——不管他们是虚张声势,还是真的自以为是,反正他们就那么傲然地矗立在你面前。“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我们这些“外省人”能怎么样呢?比如,老杨就是那种傻呼呼地自鸣得意着的老北京之一,县官不如现管,我的前途还在他手里攥着呐!

所以,在我的努力和克制之下,我和老杨的关系,开始还是相当良好的。但是,问题渐渐还是出来了。

问题出在“招聘”上。


本来,我们通过公务员考试考进机关,是和老杨他们同样正规的国家干部。可不知为什么,老杨们总是习惯这样说:“这是我们机关新招聘的小王。

一次,有位美女到我们处办事。老杨虽然已经是个BB,但见到下一代中的精英分子,依然眼睛一亮,鞍前马后地为素不相识的美女又是让座,又是泡茶。

美女娇羞地一笑:“人家从来不喝茶的。”

一笑倾城。老杨仿佛西北沙漠里古老的楼兰城墙,在美女沙风暴般的笑容中,摇摇欲坠。他一边扶住办公桌,以免身体垌塌;一边展示处长真我的风采,大声命令:“小王,把茶倒了,另外添白开水。”

我把开水端来,美女对我也笑了笑,以示感谢。老杨不甘寂寞地插进来,介绍说:“这是我们机关新招聘的小王。


所谓红颜祸水,这次我算是领教了——如果在平时,我一般也就腹诽几句了事;而现在,美女面前,雄性激素大增,加上被美女笑得心襟荡漾,忘记了分寸,我随口就说:“什么招聘呀,我们是正正规规招录进机关的,可不是那种聘用人员。”


老杨脸上一沉。我心里暗叫不妙——即使在部长面前扫老杨的面子,也没有在美女面前扫老杨的兴致让他痛恨。但是,“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所谓“覆水难收”,话已经说了,老杨已经有意见了,这是没办法的事儿,只有在未来的工作中,多看老杨的脸色,惟其马脸是瞻,说不定还能将功补过哩。

 

3


故事讲到这里,就必须简单说一下我们在那个无聊的清华园里一些日常的变态生活了。


我学的是细胞生物学,确切地说,是“胚胎发育中的基因表达及其调控”。虽说,“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但很明显,我们这些学生物的怪胎,日子远不如学计算机的怪才们来得红火——看来,即便搞科研的都是怪物,能给社会创造短平快价值的就是怪才,反之则是怪胎。狗屎糊不上墙,怪胎当然上不了正台,所以,在这个“我们的世纪”,“我们”偏偏很难找到饭碗,到底是狗日的上帝出了错,还是我们出了错呢?


我们也弄不清楚。因此,我们这些怪胎,往往特别特别失落,特别颓唐,自然也就特别堕落和变态。比如,学“蛋白质的结构与功能”的小甲,最喜欢咬指甲,每当沐浴完毕,他都小心地将自己四只爪子上的角质物剪下,细细品尝;学“细胞外基质的分子机理”的小乙,比较热衷于观赏自己的耳屎,每每掏出,总要欣赏好一阵子,才恋恋不舍地丢弃(或保存?);至于区区在下,则十分留恋身上的酸泥汗垢,每次洗澡,喜欢将搓出的“老泥”揉成一个丹丸,把玩良久。


在寝室的卧谈会上,我们对此专门作过科学而严谨的研讨,大家一致认为,这种对自己身体的所谓“脏乱差”部件(含附件)的珍惜,是人的一种自恋的本能,本该光明正大——我们坚决相信,80%以上的人都有类似的行为。可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对此却羞于启齿呢?就连一些号称大胆的美女(自封)作家,都只敢揭示她们的性爱野史,而不敢或不愿暴露其自恋秘闻呢?我们又弄不清楚了。狗日的,上帝尽出些“脑筋急转弯”的问题,让我们越来越转不过弯来了。

但是,经过那次研讨后,至少在我们那个怪胎小圈子里,大家不再为“自恋”羞羞答答了。平时,还经常相互鼓励。比如,每当看到小甲剪出了一堆指甲,平铺在他的书桌上观赏,除非我当时的心思还放在实验室里,否则我都会礼貌地赞扬道:


“哇!好多啊!酷毙了!”


而小甲马上会微笑着答谢:“做得还不够好,请


多多关照!”


总之,我们对此已经习惯成自然,谁也不觉得有


什么不妥。没曾想,这就给我日后与老杨的关


系,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4

那天下午,和往常一样,我推开门,走进办公室。  

和往常不一样的是,那一刻的老杨,忘记了用左手遮盖其战略要塞,这就使得他右手的状态,颇有点“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味道。

本来,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装作没看见,也就无所谓了。可是,也许是曾长期和小甲、小乙之流浸淫在一起,淡薄了廉耻;也许还因为“美女事件”之后,我求功心切,不舍得放过任何一个拍马屁的机会。于是,我连忙说:

“杨处长……这……其实,其实也没啥,我也常这样……”


老杨脸色微微红润了一瞬,眼角似乎稍稍掠过了一缕慌乱,但随即,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恢复了正常。他长长地呷一口茶,淡淡地看了我一眼,“你指的是什么事儿——什么其实没啥?”老杨认真地摊开文件,说,“小伙子,说话越来越让人听不明白了。”

    

而后,老杨就象什么也没发生一样,一丝不苟地工作起来。这使我非常汗颜,哎,看来我这次又是在以小人之心度处长之腹了——怎么能为这点鸟屎般细小的问题,耽误宝贵的工作时间呢?对老杨这种有觉悟的领导来说,这点小事,根本就不会放在心上。


但是,经过平静而漫长的三个月后,我发现我又错了。作为一个处长,事无巨细,都应有一本流水账才行。怎么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呢?事儿再小,都要认真对待,这是老杨作人的原则。涉及到原则,当然就不能打马虎眼儿,恰在这时,机关又招考了几个公务员,其中,我们处就新来了个小秦。于是,老杨顺理成章地对我说:


“小王呀,我们要多帮助新同志呀,小秦才来,对电脑要多熟练熟练,你看,是不是由他来负责电脑,你呢,还是坐回原来的那个位置上去,好不好啊?”

我当然只能说“好”。于是,绕了一小圈,又回到了最初的座位上——或许,不太熟悉机关特色的人,不会把坐在哪里当一回事儿。但是,至少在我们机关,这其中却大有奥妙。如果哪个副主任科员之类的小干部,能够坐在处长对面,这就暗示着他(她)颇得处长青睐,有可能行情看涨,机关里其它有眼力的伯乐,也就可能因此高看他(她)一眼,在他(她)这只“潜力股”上作点儿“长线投资”。如此一来,“众人拾材火焰高”,其日子也便自然越来越好过了。


总之,有幸与处长相向而坐,无疑是一大机遇,而我这个稀里糊涂的王小五,却如此没肝没肺地任宝贵的机会溜走了。让小秦轻轻松松地就捡到个天上掉下来的金元宝。

 

5


 小秦和我一样,也是个没什么背景和关系的外地留京研究生,也是靠着公务员考试才进了机关。但是,人和人是不同的,小秦显然比我聪明得多。刚一来,他就表现出人见人爱的谦虚谨慎。他的热情和诚恳感动了每一个人,以至于一个退休老干部,多次向他建议,干脆就别姓秦了,秦侩就是姓秦的,还是姓雷好一点,平时大家就可以简称他“小雷”,就象当年雷锋的同事们喊雷锋“小雷”一样——“反正你和雷锋也差不了太多嘛”,老干部最后总结说。


小秦当然不会因为一个退休人员的表扬就骄傲自满,他再接再厉,每天,依然是全机关第一个上班的,最后一个下班的。平时,依然抢着打开水的,争着抹桌子的。而且,逢人他都还是会脆生生地喊一声“老师”。

最初,每当小秦喊我“王老师”,我都摆一摆手:“大家都是同龄人,我不就早来一年么?算什么老师呀,千万别再喊了!”

小秦就说:“是,王老师。”

古人说得对,“伸手不打笑面人”,渐渐 地,我就听习惯了。后来,甚至觉得,“王老师”这个称呼,简直就是为我量身定作的,可这时,小秦却稍微作了点修订,他喊我:

“小王老师。”


我心里多少就有点不大乐意了。还说是雷锋呢,雷锋会这样前后不一致吗?不过,本来,怎么喊我就是人家自个儿的事儿,我能强迫别人吗?何况现在的小秦,宝座已经坐稳了:他坐在处长的对面,不时与处长热烈地讨论着工作中的难点,有时,俩人甚至还就诸如足球、天气、彩票中奖号码等展开友好而激烈的辩论。显得十分融洽。

我非常纳闷——从前,我也在老杨对面坐过,怎么就没能和他打成一片呢?通过长期而审慎的观察,我终于找到了原由:不知从何时起,老杨和小秦常虚掩着门,一边喝茶,一边品味着各自的“六味地黄丸”。偶尔,他们还互换几粒,并由衷地相互赞美。


一个说:“自古英雄出少年,还是你的好吃!”

另一个说:“哪里,哪里,姜还是老的辣!”

这下,我终于心服口服了。我那点微末道行,在这里算得了什么?谁叫我言行不一致,嘴上说着“我也这样”,但却不用行动来与老杨培养共同爱好呢?现在的人,不仅看你怎么说,更要看你怎么做。光说不练,占着茅坑不拉屎,不但没作用,反而有负作用。何况,许多事情,是“只可做,不可说”的,而我却那么久都不明白那个道理……如此看来,我在机关里地位的进一步下滑,已是大势所趋了。

果然,没过多久,小秦就开始喊我“小王”了。

 

6


又过了一小段时间,小秦虽然还是那个小秦,但他却似乎取得了某种命令我的权力。我也不知道他依据的是什么,反正他经常就这么发号施令:

“小王,把这个通知打印一下。”

我当然理解小秦,他也是一片好心,为领导分忧罢了。可是,毕竟我也是国家干部,不是聘来的打字员,所以,打得多了,我也要抗议一下,有时,甚至还耍点小性子,罢一下工。对此,小秦总是宽厚地一笑,一副兄弟情深的样子。


但没多久,部长就亲自找我去了一趟。你不知道,在我们机关,部长很忙,我们普通干部轻易是见不着的。部长见了我,非常和蔼。“小伙子呀,近来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呀?”部长的话语重心长,“如果有什么问题,需要组织上出面的,尽管说,但是,工作还是要好好干啊。”

出了部长室,虽然我并非冰雪聪明,但也立即明白,是小秦在向组织上客观汇报我的情况,当然,或许也用了一点夸张之类的修辞手法。可是,我一点也不怨小秦——处里就我和他两个年轻人,他不踩着我的肩膀往上爬,还有谁可踩呢?连牛顿都要踩在巨人的肩膀上,何况小秦呀。


总之,在机关里,不是踩别人,就是被别人踩,没有第三条路可走。而我,虽然并不怨恨小秦,但毕竟不是受虐狂。我渴望过那种既不踩人也不被人踩的生活。所以,我开始认真考虑离开机关的可行性了。为此,经过调研,我专门列了一个表格:

 


途径

宏观形势

我的微观方面

现实结局

方案一

出国

我们那班同学,几乎都在国外,似乎过得也不甚爽

我早就拿过全奖,可不知为啥,老是被拒签,

我是再也不想看洋大人的脸色,受签证那份洋罪了。

方案二

出去干本行

外面的电脑公司多得要命(买几台电脑就可以开公司),真正的生物科技公司却很少(那可不是一般的小老板投资得起的),而国家的生物研究院所,日子都不好过。

我的专业应用水平不高,在搞科研方面没什么潜力。

要想找个学有所用的地方,对我来说不是件易事。

方案三

出去干点别的

普遍要求有“外企工作经历”、“三年以上销售经历”。许多小公司,对高学历者表面上欢迎,骨子里排斥。

我的从业经历简单了点,专业偏了点、学历高了点。(为此我专门花80元钱买了个假大专文凭,供应聘“销售代表”之用。)

招聘方一般都好心地建议我:“依你内向的性格而言,最好是争取考上国家公务员,找个安稳的工作要好一点。”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我发现,世界虽然很大,但属于我的天空,却并不宽广。于是,对于“下海”,我迟疑起来。不久,传出一个消息:机关将赶在房改前开一趟分房末班车!这,决定性地使我打消了辞职的念头。

周末,我专程到香山去了一次,无比虔诚地恳求菩萨:“可怜可怜我,分套房子给我吧!”

 

7


求了菩萨之后,一切似乎都有了起色。

分房的具体措施虽然还没定下,但房子肯定是要分的了。我们这单位,没别的优势,但住房的确比较宽裕,理论上讲,每个“无房户”分一套,都还有剩余。

同时,我还幸运地找到了一个兼职。说来好笑,有一次,我看到民办高校“成功大学”在报上打广告,说是招一个教生物的兼课教师。当时我的震惊不亚于听说有人发明了“永动机”——居然有民办高校办生物系?将信将疑地,我找到那里,果然,是报纸印错了专业。

我正准备打道回府。突然,负责招聘的那个小青年叫住我说:

“既然你是学生物的,那你也多少懂得点医学了哟?”

我注意到,他的眼神似乎在鼓励我说“是”,于是我就低声地说:“是”。

小青年会心地笑了笑,又问:

“既然你懂医学,那么也就懂《法医学》了哟?”

我自然又低声地说:“是”。

那你就来教《法医学》吧。他随手甩给我一本教材。我迅速翻了一下。这才明白,所谓《法医学》,原来是法律专业的一门选修课,主要讲“死亡与尸体现象”、“尸体检验”等等。

“没问题吧?”小青年说,“没问题的话,我们就来谈一下劳务费。”

“劳务费?”我说,“广告上不是写得明明白白,名牌大学的硕士毕业生教一课时80元么?”

小青年似笑非笑地看我一眼,拉开抽屉,一下子就摸出了好几个文凭,有清华的,有北大的,甚至有麻省理工学院的,都比真的还象真的。他把那些花花绿绿的本本在我眼前晃了晃,然后,胜券在握地对我说:

“50元,每课时——当然,对学生们,我们一定说你是清华的——这你放心。”

于是,3天后,我就莫名其妙地成了“《法医学》青年学术专家、‘成功大学’法律系客座副教授”,开始了我的兼职教书生涯。

 

8


人们一般容易想当然地认为,民办大学的风气不会很好。其实,并不尽然。至少,在我们“成功大学”,校方还是非常重视校风建设的。为了刹住青年学生谈恋爱的歪风邪气,校领导甚至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怪招:釜底抽薪法——谈情说爱不是需要时间么?那就偏不给你时间!每周五、周六、周日晚上,都满满地排了课,看你们怎么暗渡陈仓!其中,我的《法医学》,就安排在星期五晚上。

所以,我经常感到,我成了校方压制学生性欲的一个为虎作伥的工具,而学生们,也常常把对学校排课的不满,发泄到我的身上,使我两头受气。况且,现在十八、九岁的“楞头青”,是越来越不懂礼貌了:有的上课时抽烟;有的把脚翘在课桌上睡觉;有的居然还趁着临时停电的当儿接吻——唉,一点儿也不怕刺激我这个29岁的老光棍。


因此,我早就不想再当这个挂名的“副教授”了。之所以犹豫着没跑路,一来因为闲着更无聊,二来多少可以挣点烟钱,三来,最重要的是,我爱上了班里的一个女学生。

那个女生名叫麦小美,今年19岁,是他们的班花。据我观察,追求她的人起码不下100个。正因为追求者太多,她反而不知挑哪个才好,所以至今还没有固定的男朋友。不过,同班的男生中,市长家的公子吴大帅、富翁家的少爷陈多多,都是强有力的候选人。


亲爱的麦小美:

    

    本来,我现在急需结婚,但是,为了你,我可以暂时不和别人结婚,只要你答应毕业后和我结婚。

    (当然,必须向你坦白,即使你不答应和我结婚,其实我暂时也不想和别人结婚。)

爱你的王小五

即日


毫无疑问,加入追求麦小美的队伍中去,我是没什么希望的。但如果不加入,我就会更加绝望。所以,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还是给她写了个便条:

  

后来,我的学生陈多多告诉我,“疯子,前言不搭后语!”, 麦小美当时这么说,“你们大家来解读解读吧,我反正读不懂。”结果,麦小美把便条帖在黑板边上,整整贴了一周,直到下一个星期五晚上我来上课前,也没有一个学生(含教员)读懂。不过,这是我早就预料到的事儿,因而我一点也不感到失落。只是,这下子,我更不知道该找谁结婚了。

 

9


事实上,我之所以不想和别人结婚,并非完全因为我喜欢麦小美,也因为我对婚姻还缺乏心理准备——结婚这档子事儿,怎么突然就横亘在我的生活里,成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了呢?

说到底,都是分房惹的祸。

我们机关的分房方案,经过部长联席会议多次讨论,终于水落石出。有两条杠杠。一是必须结婚。二是没结婚的话,必须年满三十。本来,没满足以上条件的人有好几个,包括小秦,也包括我。但是,我早说过,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我的适应速度永远比他们慢半个世纪。以小秦为首的“他们”,很快就纷纷结了婚,分到了房子。


可是,我却找不到我爱的人结婚。我五观端正、四肢健全、身心正常,我也需要女人。但我做不到为了房子就随便找个老婆。也许,我太理想主义了。小秦就常摇头晃脑地笑着冲我叹口气,“书生,唉,书生”,他说。他肯定觉得,他有足够的理由怜悯我,就象我总是觉得有足够的理由怜悯他一样。

但这毕竟是房子呀!谁都知道,在北京,在这住房紧张得难以想象的北京,一套房子意味着什么。我身边的人都有了“他们”的住房,而我却因为“他们”制造的标准,与我的房子擦肩而过。我已经29了,我想质问每一个人:“难道让我以1年之差,失去我的房子,你们就很快乐了吗?”可是,大家都那么忙碌,没有谁肯搭理我。


渐渐的,我越来越失望了。国家提倡晚婚,而我却因为响应了国家的号召,反而失去了国家给我的福利。房子本来是国家的,不是“他们”的,但“他们”却隔在我和我的国家之间,宁肯多余的房子空着,也不愿分给我,因为我不符合“他们”定下的规则。这一切是多么荒诞啊——我感到,似乎有一种血腥的气息,洞穿尚未来临的明天,从遥远的未来向我紧逼过来,使我突然对人性不再抱有任何幻想。

“努力”显得不再有意义,我开始消极怠工,开始不再想当工作狂——我本来应该是个工作狂的,但是,人们却向来习惯于将“本来”的东西掩埋。现在,他们终于埋葬了我成为工作狂的那一种可能,这下,大家满足了吧?(至尊宝语录)

 

10


不过,有趣的是,自从我不再想当工作狂,不再想挣表现,不再努力,老杨、小秦们反而对我好了起来。“人不要脸鬼都怕”,他们可能也怕我真的“破罐子破摔”吧。唉,老杨们真是辛苦啊,他们日理万机,要费心的方方面面实在太多了:

他们总是希望下属既不要太认真,也不要太不认真;既不要太愚蠢(以至于无法理解领导意图),也不要太聪明(这会让他们不安)……他们希望“一切尽在掌握”,大家都论资排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谁苦劳够了,按他们心中的顺序“该提拔了”,他们就赏那人一官半职,从而皆大欢喜……如此一来,他们当然希望每个人都是严守规矩,性情中庸的“老实人”,谁也休想打破常规……


但是,偏偏总是会有一些不识好歹的家伙出现,让他们劳神。“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害群之马永远都是绝迹不了的。比如我吧,就有点幼稚,有点不成熟,内心总有一股不切实际的冲动:我想当“先进”,当比工作狂还工作狂的“劳模”,可是,我又不能象小秦一样按他们制定的“先进考核标准”来要求自己,自然也就失去了当“先进”或“劳模”的可能。本来,当不成也很正常,毕竟大多数人都是当不成的。可我却不能象大多数人那样信守中庸之道,我容易偏激:不当最先进的,就当最不先进的;不当最好的,就当最不好的……


反正,从那以后,我就经常主动跟老杨闹别扭,他掏鼻屎,我就大声地说:“啊,杨处长,今天掏出来的鼻屎,比昨天的多一点没有?”;他说“小秦这段时间工作很有成绩”,我就说,“是啊,小秦这一阵子‘六味地黄丸’吃得特别多”。久而久之,老杨一见我就高挂免战牌,而我则不依不饶,平均每半个星期找老杨吵一架,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高姿态。

 

11


现在,让我们回到小说开头的那个狗日的星期五吧。

说起来,其实我已经有好些天,没跟老杨吵架了。三天前,老杨突然神秘兮兮地将我叫进他的办公室,然后,很难得地说,“小秦,你先出去一下,我单独跟小王谈谈心”,再然后,学着列宁的样子,说:“小伙子呀,你还年轻,什么事都要慢慢来,别急,一急就不好了,只要你不急,‘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我当时一下子没反应过来。他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正在思考着,就被老杨用耶稣般居高临下的微笑打发了出去。随后,连续三天,我越想越不是个滋味,狗日的,我这是怎么了?别人随便给我画个饼子,我就以为真能充饥,我也太窝囊了吧?我决心好好找老杨大吵一次,以雪前耻。但这几天老杨都在开会,说是要星期五下午才回来。于是,我就在办公室里等,等啊等啊等,等得我越来越昏昏欲睡。


……也不知过了多久,似乎太阳都快下山了,偌大一幢办公楼,人走得干干净净,老杨似乎终于回来了。我因为等得太久,心里冒火,立即扑上前去,气势汹汹地说:“老杨(咦,我怎么不喊他‘杨处长’),你怎么现在才回来?”

老杨似乎吃了一惊,说:“你怎么现在还没走?”

“你管我什么时候走?这又不犯法!你总是什么都想管,该你管的你管,不该你管的你也要管,你又不是希特勒!”我说,“我真希望你这种人自动消失!”


“我不会自动消失的”,老杨说,“除非你杀了我,怎么,难道你想谋杀我?”

“我——”我其实从来还没那么想过。我从来就不是个心狠的人,别说杀人,杀只鸡我都下不了手。

“你别乱来”,老杨似乎有点紧张,“机关里就你老和我吵架,大家都知道你和我关系不好,我死了,谁都会怀疑你谋杀了我。”

他不这么说,我还没想怎么样;他这么一说,看他这么害怕的样子,我倒偏想吓一吓他。于是,我随手拿起一个订书机,向老杨掷去。老杨一闪身,似乎要躲开,没曾想,脚下一滑,摔在地下,脑袋正好撞在墙角,太阳穴那儿渗出血来,身子动了两下,死了。

 

12


这下,我有点急了。出了人命,怎么办呢?

很显然,我并没有谋杀老杨,他是自己摔死的。可是,正象他所说那样,机关里,谁都知道我和他关系不好,现场又只有我和他两个人,人人都会把我列为第一嫌疑对象,我怎么解释,也不会有人相信我没有谋杀老杨的。

看来,只有让老杨神不知鬼不觉地“失踪”才行。那样,机关就会在报纸上打一个“寻人启示”,大家的目光都会放在外面,谁也不会注意我。只要过上四年,老杨的家属就会到法院去申请“宣告死亡”,然后单位可能会为老杨开一个追悼会,再然后,大家就会把老杨忘记……


这对我来说,无疑是最安全的。我决心先把老杨的尸体弄出机关大楼再说。我突然想起,在我的办公桌里,有一把小锯子和几把钳子、解刀之类的工具,那是我在最初以为自己分得到房子时,为将来对住房进行日常维修而兴冲冲购买的。但后来它们却只能屈居在我的办公桌抽屉里。如今,它们终于派上了用场:


我先是将老杨的脑袋锯了下来,在我锯老杨的脑袋时,他的脸上似乎一直凝固着诡秘的笑意。我只好也冲他笑了两下。随后,我开始锯下了他的胳膊和腿。老杨的腿很长,胫骨很硬,半天都锯不断。我开动脑筋,用解刀撬开他的膝盖,才终于将下肢分成了两截。随后,我找来几个塑料袋,将分解好的老杨包裹得严严实实,又用报纸再包两遍,终于,它们象金华火腿一样,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了。


我清洗好工具和地板后,便带着老杨大摇大摆地走出了机关大楼。老杨的躯干比较沉,所以我很快就找了个垃圾堆处理了。随后,我将老杨的手臂放在谢霆锋“FM365”广告牌下,将老杨的小腿放在章子怡“联想同禧”广告牌下,将老杨的大腿放在朱茵“爱普生打印机”广告牌下。最后,就只剩下老杨的头,还在我腋下夹着了。

 

13


我夹着老杨的头,走了好一段路,突然想起,按惯例,这个晚上还要去讲“法医学”课。时间显然已晚了一点,但去一下是还必要的,这毕竟涉及一个工作态度的问题。哪怕是杀了人,该干的工作还是要干的,何况,我并没有谋杀老杨。于是我赶紧拦了个“的士”,直奔“成功大学”而去。


人一忙,就易出错,老杨的头,被我一不小心忘在了车上。下车后好一会儿,我才终于想起。我的心一下子陷入了深深的沮丧:那个“的哥”对我印象很深,他肯定记得我的样子,很快,公安机关就会找到我,质问我为什么要分尸,他们会有更多的证据证明我犯了罪,而我,将更加无从辩解。

就这样,我越想越灰心,慢慢踱进教室里,这时,班上早已闹成了一锅粥。我心情糟糕透了,“嘭嘭”地用拳头敲桌子。“上课了!”我说。

可是,没有一个学生理我。


我大声说:“今天讲第八章第三节:碎尸的检验”

还是没有什么反应。吴大帅正在讲笑话逗麦小美开心,陈多多一脸醋意地在一旁傻笑。

我心里突然又涌起一阵烦躁,这个世界太弱智太莫名其妙了,到处都是赤裸裸的欲望,到处都是虚荣和浮华……我第一次那么真切地理解了梵·高,我终于明白,他为什么要割下自己的耳朵了,无论古今中外,这个世界从来就是平庸者的乐土,而对于不甘平庸的人,永远都是地狱。地狱里的一切,包括自己,包括自己的耳朵,都不值得珍惜。那么,割下来又有什么要紧呢?


这么想着,我更加感到什么都无所谓了。“静一静”, 我平静地说,“让我们都来看看,碎尸是什么样的。”说着,我从钥匙圈里取出锋利的瑞士随身小军刀,效仿梵·高,仔细地割下我的右耳朵。然后用鲜血染红的手捏着血淋淋的耳朵,放在了麦小美面前。

“送给你。”我说。

麦小美惊叫一声,立即吓昏过去。

“好,让我们继续。”我回到讲台上,又用刀子挖出了我的左眼。

“哇,原来眼球是这样的,真精致呀!”我用剩下的右眼仔细地观察着说。

学生们终于渐渐安静下来。只有吴大帅还在忙个不停。“吴大帅同学!”我半眯着右眼,严厉地问,“麦小美苏醒了没有?”

“苏醒了。”吴大帅说。

“我知道,我的右眼还是看得见的。”我继续严厉地说,“我的意思是,你不用再给麦小美同学进行人工呼吸了。”

“就是,就是。”陈多多附和着说。

我没再理他们,自顾自地继续演示着“碎尸的检验”。我握紧小军刀,用力割我的肩膀,想把我的左臂卸下来。可惜刀子实在太小了,令我心有余而力不足。我只好转而进攻我的脖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割下了我的脑袋。


我长嘘一口气——这下子,我再也不怕他们怀疑我谋杀老杨了,反正我也死了,什么都不必再负责任。我很有成就感地用双手将我的断头小心地摆在讲课桌上,我的右眼清晰地看到,我的学生们,一个个惊讶地半张着嘴巴,象被点了哑穴般僵硬在座位上。

我冷不丁想起,这是我到“成功大学”教书以来,学生们第一次给了我安静的讲课环境。我很想对他们道一声感谢,可惜,我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14


“喂,小王,发什么呆呀,作白日梦么?”小秦摇了摇我的肩膀,说,“老杨回来了,正喊你过去呢。”

我回过神来,揉了揉眼睛——我的左眼,居然还在!我又下意识地摸了摸右边的耳朵,同样好端端地长在老地方——古人说得好,黄粱一梦,原来,我刚才竟真是作了一场白日梦!再看看四周,老田还是在那里看报纸,小秦正站在我身边,很同情地看着我,而我先前泡的茶,还在冒着热气呢……


“哎,怕是想房子想呆了。”小秦小声嘀咕着,继续用那种同情的眼光看了看我,然后又推我两下:“我早跟你说,杨处长星期五下午一定回来,这不,他专门回来告诉你好消息哩,还不快去。”

我走了过去。

“坐”,老杨热情地说,“小王呀,我不是说过么,年轻人,不要急,一切都会有的嘛。”

他故意卖了个小小的关子,等着我问下文。可我脑袋里正乱得一塌糊涂,哪里还有心思揣摩他的用意?我只是木木地站在那里,一言不发。


这下,连老杨也似乎有点怀疑我脑筋有点问题了,他象小秦一样同情地看了看我,态度变得更加和蔼起来,说:“我多次去找部长,反映你的特殊情况。现在,总算没让我白费苦心,部里决定,给你也分一套房子……”

那一刻,我心里忽然有一种很空旷的感觉,又象有人在我的心脏上,打了一针麻药,麻麻的,空空的,令我说不出话来。

老杨更同情地看了我好一会儿。“我知道,这个喜讯有点突如其来,注意不要太高兴了,象范进中举那样,会伤着身子的。”老杨很真诚地握了握我的手,然后说,“不过,原则还是要坚持的,房子你可以先买产权,但房子的钥匙,暂时放在我这里——处里打算在你30岁生日那天,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你哩!”说着,老杨大功告成地笑了起来,很理解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将我送出了门。


我坐回我的办公桌前,麻木地接受着小秦、老田们早已准备好的祝贺。我依然一言不发。可他们都不介意,他们毫不怀疑地认定,我是在巨大的惊喜面前变成了范进第二,所以都很宽容。


渐渐地,下班的时间到了,他们一个个走了,我平静下来。我累极了,瘫坐在椅子上。我认为我睡着了,因为我醒来的时候,发现夜的气息温柔地裹住了我。这座巨大都市的喧嚣象潮水般一浪一浪地涌来。城市的味道,汽车的味道,霓虹灯的味道……使我的双眼感到酸酸的。这躁动的纸醉金迷的繁华,令我的胃部感到饥饿。我站起身,走到办公室的窗前,面对着彩灯与星光争辉的天际,第一次向这人间的愚蠢和浅薄低下了我骄傲的头颅。我感到泪水正渐渐模糊了我的双眼,有一种越来越清晰的疼痛,正在一毫米一毫米地割开我的心脏——我蓦然明白,是的,我的确在谋杀一个人——我永远是胆怯的,我从来就不敢谋杀任何其它人,我只敢谋杀我自己:我正用一套房子、一份工作、一生的平庸以及五、六十年的时间,来坚定而残忍地谋杀我的激情,我的创造力,还有,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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